必发官网:六四事件的政治遺產:共產中國「普世價值」與「特殊國情」的衝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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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成長與政治改革悖論

  2019年被中國政府視為國家風險年,也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三十週年紀念,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這場起因於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改革開放衍生問題、西方自由化風潮來襲、嚴重通貨膨脹、政治貪污腐敗、大量失業、東歐劇變衝擊,注定最終是以一場「民主悲劇」告終,至今中國政府仍定位此事件為「反革命暴亂」。

  三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歷經第二代領導人總工程設計師鄧小平、第三代江澤民、第四代胡錦濤到第五代習近平領導必发88,黨國威權體制更形固著化及權力高度集中化。然中國經濟發展則積極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從世界工廠走向世界市場,經濟力坐二望一。這就形成政治改革的發展,遠遠落後於經濟增長的悖論現象。

  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從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中國所遭遇的國際環境則歷經西方國家對其採行「和平演變」策略,及西方社會倡議「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政府則大力澄清是「中國和平崛起論」。尤其是在國際影響力方面,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從被孤立圍堵制裁到融入國際體系;在外交策略上提出「韜光養晦」到宣稱扮演「負責任文明大國」角色,並提出「一帶一路」全球治理戰略,中國已然成為東亞區域霸權國。而這一新興霸權國又被視為挑戰既存霸權國,中美大國關係已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困境。

  可以說,中國在歷經六四事件後,產生「穩定壓倒一切」慣性思維,黨國更加強對社會控制、權力集中、政治威權,以威權政體全力拚經濟增長,黨國體制成為經濟增長必要條件及護身符。

  這場驚天動地的學生民主運動目標,則在於追求社會平等、解決黨和國家貪腐問題、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支持中國推動民主化。學生抗爭策略觸犯黨國底線,運用絕食、靜坐、佔領廣場、設置路障、焚燒車輛、軍民衝突、衝擊政府建築。民主運動結果造成總書記趙紫陽被罷免,民主改革派遠離政治核心;江澤民成為總書記,保守派獲得提拔機會;政治體制改革戛然而止;加強對媒體的控制;及放緩市場經濟改革速度。民運最終被國家機器所鎮壓,許多學生領袖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政治遺產與啟示

  許多參與這次民主運動的學生不幸被摧毀寶貴生命,由六四事件死難者親屬組成的民運組織「天安門母親」曾發表公開信,向中國政府重申訴求:真相、賠償、問責;並表示中國政府一天不對「六四屠殺」進行反思,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公平公正、公民權利、依法治國目標。至今仍有部分民運人士投入中國民主化運動,三十年過必发官网去,中國的政治改革與民主化有何進展?六四事件的政治遺產與啟示又是為何?

  首先,儘管六四事件被視為一場學生民主運動,卻欠缺與中國各社會階層組成戰略聯盟,被視為「中國百姓同情多於行動的旁觀者」,從運動資源動員來說難以形成撼動黨國威權體制的有效力量。

  然而,在此之前中國社會尚缺乏各式各樣社會運動,如今中國公民社會雖未健全成熟但已萌芽產生,各種維權抗爭運動頻繁滋生,包括農民稅費、土地徵收抗爭及工人勞資糾紛、婦女運動、金融難民、退伍軍人、環境污染抗爭等等。

  中國的民主化、現代化發展,是要靠精英政治還是草根運動,恐怕這樣爭論意義不大。面對龐大黨國機器,必須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相互結合,始能形成推動民主化改革機制與合力。六四事件無法擴大社會階層參與或是因為保持學生運動純潔性,或是被定位為知識精英運動,儘管也有若干市民、工人階層及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參與。對照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當時參與階層力量之羸弱恐不足以挑戰黨國體制。中國民主化運動或政治改革之推動,必須海納百川融合精英與群眾的結盟力量。

  其次,中國政府不選擇「西方議會民主」制度,卻走向更集權專制。

  在治理模式上缺乏對民主人權的尊重,反建構全面監控的社會控制體系。「中國模式」缺乏反映民意與問責制的制度設計,以犧牲人民自由換取社會穩定,所謂「特殊國情論」實欠缺憲政民主、自由人權元素。中國輿論監督雖逐漸興起,但仍無法扮演西方社會第四權作用及角色,媒體、市場、公共知識份子所建構的公共領域及論壇,助於文明主流價值、思想的傳播,特別是民主憲政理念、市場經濟制度運作的新思維,及強化公民社會的自主性等等。

  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在改革中逐漸生根,對民間組織性質,仍強調其政治性、群眾性及教育性的思維模式,甚至第三部門組織被批評「第二政府」,「國家統合主義」仍是大行其道。但隨市場化、私有化發展,國家對社會控制逐漸鬆動,民間組織也順勢興起,導致維權抗爭事件每年爆發數十萬件。儘管國家「專制性權力」仍非常強大,但「基礎性權力」也在強化國家與基層社會對話。雖然公眾處於一種極度的無組織狀態,難以形成鮮明集中的政治訴求。但八九民運將分散的對黨國政權的懷疑及對民主的追求,變成全社會的一種共同的表達和追求。從這一意義來說,儘管當前中國社會充滿多元維權抗爭事件,但都是集中於經濟利益表達而非政治訴求,故皆難以超越六四事件的政治意義與價值。

  復次,「穩定壓倒一切」成為中國黨國威權體制的慣性思維,阻礙政治改革及民主化契機。

  習近平曾於2019年1月21日系統性闡述中國將面臨包括「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七大風險;並宣稱「提高防控能力,著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大局穩定。」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比喻小概率但影響巨大的事件),也要防範「灰犀牛」事件(比喻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既要防範風險,也要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尤其黨國高度關注警惕「顏色革命」是否在中國產生。

  從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黨國體制高度警惕西方所興起「和平演變」中國之策略,相對應提出「反和平演變」策略因應之,認為這是一場無煙硝戰爭;90年代西方崛起的「中國威脅論」質疑黨國體制對人權壓制及其霸權主義對維持區域安全與和平穩定之侵害;「中國崩潰論」更唱衰攻伐中國社會嚴重貧富差距、城鄉差距、農工差距、維權抗爭事件激增、貪污腐敗等,不利和諧小康社會建構。因此,21世紀初黨國倡議「中國和平崛起論」,融入國際體系以適應、對話及批判西方文明價值體系,產生「特殊國情」與「普世價值」衝撞。中美貿易戰爆發可以說是中國若要融入或甚至領導國際體系,必須調整修正國內法律秩序加以應對過程。

  再者,六四事件的政治遺產啟動中國憲政民主萌芽與發展。

  民主運動人士於2008年發表《零八憲章》,直指中國社會「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黨國威權統治產生諸多問題,例如政治腐敗、道德毀壞、社會衝突,及經濟增長極限與畸形發展等。然因大力宣揚自由、平等、人權的普世價值,主張在中國實施聯邦、共和、民主、憲政的政治架構,背離黨國政治改革頂層設計的底線與紅線。同時痛陳中國社會充滿貪污腐化、不當政商關係、權力與資本交換,地區、城鄉及農工所得差距;農民、勞工及環境維權抗爭。

  尤其是嚴重的腐敗往往是來自權力與資本的合謀 ,中國領導人曾直指這是制度性及系統性腐敗,恐有「亡黨亡國」之虞。習近平主政下建立國家監察機制與制度,冀望對國家政權存續發揮著如同鹽巴般的防腐作用。

  國家監察委員會設立,實屬重大的法治與政改工程,被視為第三次政治改革。提高監察體制至國家頂層制度設計,藉設立國監委強化監察職能的獨立性,促使全國人大的監督權更加落實,真正成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這樣的政治改革路徑將使監察權,從黨國中央的紀檢機關轉移至全國人大,監督對象並非僅侷限於黨員,而是擴及所有國家機構公務人員。這不僅跳脫傳統黨內監督侷限,更拉高到國家制度建設的頂層設計。

  第五,政治權力走向集權化,黨國威權主義更加固著化,限縮公民社會發展空間,權力領導陷入職務終身制弊端,是一種政治衰退的表徵。

  六四事件時期,國家主席、國家軍委會主席及黨總書記分由不同政治精英所擔任,倡議黨政分工、黨政分離、廢除職務終身制討論充斥於自由寬鬆輿論環境。然而,現今黨國體制以為國家領導必須體現黨的領導。習核心之權力高度集中化及變更憲政制度之做法,導致「特殊國情論」及「社會主義民主」難擺脫職務終身制及家長制之宿命。總書記、軍委主席及國家主席「三位一體」,強化黨對國家的集中且全面領導。

  從革命政黨到現代執政黨角色轉型,黨的領導人與國家領導人在江澤民、胡錦濤後,黨權、政權、軍權已高度重疊結晶化,三項重要領導職務「三位一體」融於一身。黨政軍領導人權力集中化、無任期限制,將導致威權體制更加黏著固化,政黨政治、媒體開放、集會結社、言論自由也陷入緊縮狀態,延遲社會主義民主深化發展。儘管,習近平所掀起反腐敗運動在中共黨史上也是翻天覆地,翻轉既往懲治貪腐刑不上省委書記、政治局委員的潛規則。然卻批判反腐敗運動淪為掃除黨內反對勢力。國家主席雖非黨國運作政治核心,但仍為虛位國家元首,廢除任期制必然引發誰來監督國家領導人問題。權力合法性基礎之不足及欠缺權力制衡,長期而言恐使中國政治陷入「終身制」、「家長制」烙印之批判。

  最後,中國政治改革的「特殊國情論」與「普世價值論」爭論,提供政治改革路徑思考。

  中國憲政主義者所倡議仍屬漸進主義式政治改革,《零八憲章》主張修改憲法、分權制衡、人權保障、聯邦共和等十九項具體主張,並要維護香港及澳門的自由制度。兩項主張背離中國政府政治改革的紅線及底線 ,包括推動政黨政治、去除一黨專政;要求黨國體制應與公民社會重新協商,緩解國家與社會之緊張疏離關係。中國憲政主義者要求黨國落實憲法承諾,並無激烈主張。而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因曾參與六四事件,使其成為推動自由主義、憲政主義精神領袖。

  中國政治改革之呼籲應屬公民言論層次的表達自由,然因促及憲政頂層改革紅線而被壓制。政治改革者倡議憲政改革理念,堅強地抗拒黨國權力對公民社會的宰制,捍衛自由、民主、人權。截至目前中國政府尚可接受經濟全球化發展,但卻無法接受政治全球化,「特殊國情論」認為社會主義民主有別於資本主義民主,包括實施多黨合作制 ,共黨是永遠執政黨、民主黨派為參政黨;實行民主集中制、議行合議制;強調權力分工而非制衡。這與西方民主政治強調選舉政治、政黨政治、議會政治、責任政治、權力分立與制衡或有所不同。

  中國政府與西方國家對於六四事件的詮釋與認知,恰恰突顯「特殊國情」與「普世價值」對立困境,兩者在政治文明中應可萃取出共同元素,治國理政應遵循憲政主義理念與精神,應合理規範政府權力邊界與保障公民權利行使,而非是展現國家強制性合法暴力。六四事件後雖然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傑出,普遍獲得全球性讚譽,但當前中國政治改革落後於經濟改革速度,導致國家與社會關係高度緊張,公眾對政府信任度有所下降,這些皆需要頂層政治改革設計以回應民眾需求。

  回歸社會本位的政治改革與兩岸公民聯盟

  中國改革成功的實踐路徑,奠基在「中國中心主義」而非「西方中心主義」,印證改革路徑體現「中國特色」、「中國方案」、「中國模式」,體現「中國主體性」,跳脫「教條主義」實踐導致「橘逾淮而為枳」的後果。習近平倡議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四大自信,顯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其治國理政的最佳思想路線。然台灣無論在民主指數、自由度,或公民權利的全球評比中,都持續成長、名列前茅,成為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 ,台灣堅持「普世價值論」有其制度優越性,形成對「特殊國情論」的反證。

  六四事件的政治遺產啟示著,中國民主化運動需要發展成熟且具高度自主性公民社會,精英與民眾必須形成政治改革的戰略同盟。這與台灣未來發展息息相關,近來台灣內部激起「獨立公投」與「統一公投」之辯或重新恢復《國家統一綱領》之議。習近平倡議「習五點」提出積極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民主協商兩岸和平發展的制度性安排;然蔡英文總統則是宣稱從未接受「九二共識」,標籤化「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提出台灣共識就是反對「一國兩制」。

  台灣固然非如同香港、澳門之殖民地般地位,也不同於加拿大魁北克省、英國蘇格蘭、西班牙加泰隆尼亞、伊拉克境內庫德族。加、英兩個民主國採取懷柔處置、道德勸說策略,但西、伊兩個相對威權國家則採壓制武力威懾,這種國家行為與其是否具有自由民主體制有關。

  換言之,在中國真正歷經民主化過程之前,威權體制、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交雜,導致中國政府難以接受以民主程序進行統獨公投之舉,甚至台灣若有此舉恐引來明顯而立即危險招致「武統」壓制。儘管中國強調「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融合和統」,也強調「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同時倡議「反獨促統」,宣稱有能力有信心挫敗台獨。中國政府雖然宣稱兩岸和平發展邁向和平統一,但卻欠缺民主和平程序架構設計,缺乏以人民為主體的意思表示及總意志呈現民主機制。

  因之,台灣的兩岸政策應將「兩岸社會本位」戰略構想,放在兩岸關係發展的核心位置,將雙方崛起的「公民社會」理念納入兩岸關係發展中。藉由促進兩岸社會進步力量崛起,共同追求多元、開放、自由、平等、法治、民主、憲政及人權的價值。同時建構公民社會聯盟,培養更為成熟的民主文化,營造尊重公民權利、遵循依法治國及以憲治國的兩岸新社會。這是強調兩岸人民作為公民的概念,有其權利義務體系,在平等、互惠與尊重的原則下,兩岸議題始能在公共領域中獲得理性溝通之解決。當前兩岸公民的共同聲音與對話有其必要性,兩岸政治議題的話語權掌握在雙方當局,兩岸政策仍是政治精英主義式思維,欠缺「兩岸社會本位」思考。

  對中國政府來說,只有逐漸將自由、民主、和平、人權視為「普世倫理與價值」時,朝向「開放式的全球化轉化論」發展方向,始可能在「經濟全球化」後接受「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概念。如此,兩岸對話的終極關懷,始有可能超越主權爭議、意識型態藩籬及制度障礙,並以自由、民主、均富、和平與人道主義關懷為共同價值。六四事件給予兩岸社會的政治遺產與啟示,即是呼籲健康成熟及自主的兩岸公民社會到來,建立一個以自由、民主、人權及憲政主義為核心價值的多元包容性社會;跳脫動輒動用武力威脅,並建立國家與公民社會間的平等對話。當中國黨國與公民社會能夠理性對話,兩岸社會也就能夠展開平等、尊重、包容對話。兩岸當局或能從六四事件三十年,重新理解與發現其對當下政治所產生的非凡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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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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